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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思考

作者:未知 来源:应用文写作网 加入时间:2005-12-29 月光软件站


   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而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大理论成果,二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发挥和发展,则各自构成了既与前人一脉相承,又具有自己独特内涵的科学体系。任何一种伟大理论的产生,总是一方面脱颖于纷繁复杂的社会实践,另一方面又闪烁着前人思想的理性火花;而一种新理论的诞生,并不意味它产生其中的理论不再重要,理论的每一次演进,都会是以更加充实的内涵指导着更加丰富的实践。本文试图通过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思考,来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即只有继承和坚持毛泽东思想,才能切实地以邓小平理论指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而只有真正地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才谈得上继承和坚持毛泽东思想。  
1.毛泽东从为着把中国革命和建设引向深入而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出发,几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有领域,都提出了他的新见解,这对于统一全党思想,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并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邓小平理论则发端于20世纪的7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各项建设工作,当然也离不开哲学的指导,但这种指导已经不是、也不必是对哲学进行全方位的阐释,而是要抓住它的实质和核心,为建设事业开辟一个清晰而正确的思路。由此,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哲学底蕴各有千秋,但其精髓却是出于一辙,那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将会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还会经历若干发展阶段,相应的还会产生若干具有实质内涵的理论成果,而每产生一次理论成果,都会像毛泽东所说的“比较地进入到了高一级的阶段”,从而会指导更高一级的实践。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起点,它所面对的实际问题极其复杂而又呈多样化,必然涉及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方方面面,以寻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佳切入点。毛泽东的许多著作,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运用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形成了理论原则。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和逻辑起点的毛泽东思想,需要它在理论体系的诸多方面首开先河,给未来中国的发展作一初步定位,在这一过程中,哲学理所当然成为先导。因而,无论是毛泽东专门论述哲学问题的长篇巨著,还是他体现在各类文稿中的哲学思想,都成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基础、支柱和精髓。毛泽东在哲学方面的贡献是相当巨大的,这不仅体现在他以全新的视角、深邃的见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而且将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譬如,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方面,毛泽东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等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是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再如毛泽东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必须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些思想,不仅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而且对我们的改革实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借用“实事求是”这一民族化、中国化的语言,赋予它新意,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所作的简明概括,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毛泽东思想灵魂中最基本的原则。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实事求是,事关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决定了事业能否顺利前进。因此,实事求是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必然成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而邓小平对实事求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富有勇气和魄力和阐释和运用并赋予它充满时代感的全新内涵,则成为邓小平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个伟大理论成果诞生的逻辑起点。  
前已述及,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漫长的历史时期,必然要造就若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以指导发展变化了的实践,而每一个理论成果,都必然是继承前人而又充满个性,邓小平理论就是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入手,“单刀直入”而又是极其迅速地确定了它科学体系的坚固基石,这对于中国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他曾反复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如同过去搞革命一样,必须靠实事求是,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而在当前,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就必须解放思想,克服党内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的思想僵化状态。他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在关键时刻作出的每一项重大决策,都体现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这一革命胆略和科学精神相统一的思想路线。应当说,为什么要实事求是的问题,这并不是邓小平所主要关注的,因为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是早已解决了的。但是,实事求是是一篇永远作不完的文章,它要时时关注发展变化着的客观情况,充满着动态特征。邓小平在特定条件下主要关注和反复论述的,是如何才能实事求是,以及如何才能把实事求是贯彻在具体工作当中。譬如针对“文革”结束后所遇到的“两个凡是”,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两个凡是”的实质,是要继续维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此,必须解放思想,才能实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回归,才能把社会主义事业重新纳入正确轨道。因此,综观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大科学体系,它们都是以正确的哲学思维为先导,在立足实际的前提下阐释、发挥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充满理性而又切中实际的哲学思想作为自己体系大厦的基石和支柱,体现了前后相继、相得益彰的两大理论成果的一脉相承关系;而两大成果的鲜明个性,则既是两代领导人的思想写照,更是中国两个时代的缩影,而两者的主脉络,就是发展——超越——发展……邓小平虽然没有阐述哲学的专论,但他见之于各种讲话和文稿中的哲学思想,虽然简单明了却又非常的博大精深,它同毛泽东对哲学问题的全面论述一样,足以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  
2.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有一个重大缺陷,即它没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其实,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同样是伟大的,只不过它不像毛泽东哲学思想那样以宏篇专著的方式出现,而是散见于各种论著之中,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所紧紧围绕的目标,就是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这就不可能不论及政治经济学,然而,处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那样一种国际国内环境,毛泽东思考问题的侧重点,必然是如何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因而毛泽东政治经济学思想就必然充满斗争性,必然处处体现为“破”,因为不破不立,有破才有立,即只有破除旧的生产关系,才能建立社会主义。比较之下,应当说政治经济学是邓小平理论的主体内容,而其立足点则是“立”,即如何建立适应现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在这方面,邓小平有完整而系统的论述,它初步回答了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从破除旧的生产关系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到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是经过两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践家的艰辛努力而完成的,理论和实践的前后相继,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是事业顺利前进的根本保证。  
严格说来,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是从三大改造开始的,建国后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经过经济变革和改组,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步建立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有人说,我国建国后的生产关系变革应当到此为止,如果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以后所走的弯路就可以避免,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后来的改革了,因为后来的改革取向,实际上就是建国初期生产关系的回归……。其实,这五种经济成分虽然与当今改革中的生产关系有诸多相似之处,却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而且我们当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是共和国大厦的基石,显然,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得对一切脱胎于旧社会的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的改造,这一点,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都如同后来对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的改革一样,具有必然性。这种情况,使得毛泽东开始认真地思考政治经济学问题,并最终确定了一条“求同”的思维路线,即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则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和小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使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成为我国唯一的经济基础,因此,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把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三大改造“出乎意料”的顺利和迅速,有些人把它简单理解为“全国人民的热情高涨所至”,这其实是很片面的。三大改造迅速成功,深层原因还在于毛泽东正确的政治经济学取向,即毛泽东要建立巩固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思想与人民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高度一致。没有毛泽东的这种政治经济学思想,在当时不建立起巩固的甚至是纯粹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制度是难以建立的,这一点,和后来的生产关系改革并不相矛盾,问题仅仅在于改革时机的把握上,毛泽东虽然没能解决这一问题,但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却是有着历史性的贡献的。  
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小平所遵循的是一条以“存异”为主的政治经济学思维路线。应当说,建国后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不仅使饱受苦难的中国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更重要的是它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我认为,这是后来一切改革及其成就的前提条件,因为如果一种社会制度并没有诞生,那也就谈不上改革,自然也就谈不上成就了,这种前提——发展——改革——成就的历史沿革与演进,当然离不开包括政治经济学思想在内的思想理论的既相互继承、融合,又迥然不同,风格各异的相继、互补关系。 在人类进入20 世纪70年代,在中国经过几多天灾人祸之后,邓小平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始以“存异”为主线思考触及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改革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政治经济学问题。邓小平多次强调,由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生产关系不应当是单一、纯粹的,而应当在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占主体的前提下允许不同性质生产关系的存在,才能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样,我们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有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本分配制度……。这种生产关系改革的重大定位,为改革顺利进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了依据。有人说中国没有自己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其实不尽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国不但在实践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且总结出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可以这样认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又紧密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而且正在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邓小平则是它的伟大的奠基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存异”为主的思维路线与毛泽东“求同”为主的思维路线,它们是产生于两个不同时代、两种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思想理论,但又不是彼此对立、相互排斥,“求同”是“存异”的基本前提,“存异”则是“求同”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求同存异”,必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3.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前途乃是社会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重任,则历史地落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毛泽东在建国后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必然是如何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即如何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勾画出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毛泽东更多关注的是如何中国化地阐释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内涵和基本特征,以及如何按照这些内涵和特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邓小平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后,所思考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全面阐述社会主义的内涵,而是如何把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上初步实现中国化的社会主义进一步具体化,因此,邓小平必然是首先从中国实际出发考虑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也是邓小平科学社会主义观的显著特征,实践证明,这样的思想路线对于几经挫折、几乎断了前程的中国来说,是多么的及时和重要。  
我国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即全面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时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全新的历史性课题。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全面探索,有许多方面对于今天的建设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譬如,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矛盾的学说,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战略目标的思想,关于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种经济关系的论述,关于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等等,无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成功探索。尚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还提出了许多初步的但十分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他指出,否认价值规律,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进入了社会主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只要还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商品生产就是不可避免的。不能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混为一谈,要看商品生产与什么经济相联系,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他还着重指出,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是进行了相当多的可贵探索并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这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范例,不仅有效地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更重要的是它也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和先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总的方面来说,从经典作家社会主义基本观点出发来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基本立足点。这一方面有其必然性,即不这样做就难以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使得“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教条主义有了盛行的土壤。这实际上隐含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即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必须寻找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最佳结合点。这是非常不容易做到,却又是必须做到的。  
作为成长于第一代领导集体,又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则十分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因此立足于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从中国国情出发考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问题,应当说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基本路径,坚持基本原理而又不唯原理,全面把握科学内涵而又突出重点,是邓小平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特色所在,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因为这一理论所依据和坚持的世界观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表现在坚持的基本原则、强调的基本理论无不源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自然是这一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而邓小平理论所致力解决的问题则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在我们这个特定的国情下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充满理性睿智而又高度务实的思维路线支配下,才有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系统理论。因此,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的最佳结合点,这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样会实现历史性的飞跃。 

作者:姜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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