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革命:60年代的真正遗产


作者:胡泳

个人计算机革命的基石


史蒂文·利维在《黑客:计算机时代的英雄》一书中将黑客的工作最早追溯到5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时期。那时,一群才华出众的学生结成小组,经常通宵达旦地在实验室里操作机器。大部分的早期黑客都是学究,他们极具机械学方面的天赋,擅长抓住瞬间的思想尽情地发挥,对解决难题充满了由衷的热爱。他们中的一些人研制出第一个电子游戏和玩具机器人,甚至不愿意花时间为这些小玩意儿申请专利。到了60年代后期,一些天才的年轻人终于找到了进入计算机工业较低层次的途径。

当时的计算机工业是什么样子?IBM统治着一切。60年代中期,IBM占据信息技术行业的2/3,只是把自己不屑经营的零星杂活推给其他公司,这些公司被戏称为“7个小矮人”。IBM规模巨大,地位显赫,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把它当成竞争对手。这些企业犹如国王身边的奴仆,只能做一些IBM不愿意做的生意或者生产一些与IBM的产品相匹配的小部件。当时流行的说法是,IBM不是“竞争”(TheCompetition),而是必须接受的“环境”(TheEnvironment)。

与其显赫地位相称的是IBM的管理方式。它犹如一艘管理得当的大船,所有的员工都训练有素,在市场竞争中冷酷无情,所向披靡,并且绝对忠实于公司。他们是机器塑造出来的、严格恪守公司尊卑关系的雇员,是典型的所谓“组织人”(organizationman)。有人讥笑这一时期的IBM犹如信息技术业中的一所巨大的“集中营”。

“集中营”的形容有着比字面更深的意思。IBM集中人力和财力开发大型机,因为价格昂贵的大型机及其附件是当时军用和民用市场上最走俏的商品。IBM从未考虑过把计算机卖给普通百姓,它更倾向于向大客户出售大型的、通常是特制的计算机。这种决策的部分原因是它根据自身的组织结构来预测信息技术的发展前景,这就是严格的等级和中央控制。

这与当时的环境气氛是很吻合的。70年代中期以前,信息技术给公众留下了严谨和神秘的印象。当时信息技术的重点是研制昂贵的、只能由受过专门训练的技术人员操作的神秘机器。计算机科学的语言充满了脱胎于数学信息论的深奥术语。计算机作为人脑的延伸,更多地和科学研究、重大决策相联系,与普通百姓的生活并无太大关联。

制造小型廉价的计算机,使其能够适应家庭和个人使用、符合公众购买能力,对IBM来说,其实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情,只须将现成的大型机的终端改造成独立的数据处理机便可大功告成。然而,IBM却不认为这样的商品会占有很大的市场。这样,用历史学家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Roszak)的话说,“IBM保持精英风格的决策使工业城堡的围墙出现了一个空白点。这个空白点就是微型计算机。”

个人计算机今天已几乎成为“高技术”的同义语。然而,这种机器却不是在设备良好、一尘不染的实验室中开发成功的,与一般人听到“高技术”3个字所引发的想象迥然有异。它是由计算机黑客们在车库、仓房、地下室和卧室中鼓捣出来的,正是这些被视为“计算机疯子”的人,用他们对技术的狂热,点燃了个人计算机革命之火。个人计算机起步时便笼罩着粗俗激进的氛围,与高科技主流企业精致典雅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

60年代后期,嬉皮士运动所提倡的自治主义与民主观念奠定了个人计算机革命的基石。这种无政府主义带有某种危险的意味,直到今天,许多人仍这样认为。但它鲜明地树起了反权威的大旗。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今日的电脑文化有着深刻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根基。

摇滚乐、迷幻剂与穹窿体

60年代的美国出奇的热闹。黑人争取民权的“自由乘客”运动在南部引起骚乱,但最终取得了胜利。1962年8月28日,20万美国人为争取民权在华盛顿举行和平示威,马丁·路德·金高喊“我有一个梦”。

5年后,两万名示威者又在华盛顿游行,这回仇恨地喊出:“喂,喂,约翰逊!你今天杀死了多少青年!”在1967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死亡总数已超过1万人。

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涌动着一股对公认的各种思想形态的强烈不满。几乎所有感觉一贯受到社会欺骗的人,都喜欢把这个社会及其一切机能称为“既有体制”。被称为新左派的大学生向五角大楼进军,声称他们的神圣三位一体是马克思、毛泽东和马尔库塞。吸毒流行,全国47%的大学生承认吸大麻烟卷。嬉皮士的队伍日益兴盛。许多人离家出走,数以万计的父母经历着一场到处张贴寻人启事的恶梦,而他们大学毕业的孩子则穿着古怪的服装在他们不知道的地方过着流浪的生活。

一场革命席卷美国大地,不仅改变了本土文化,而且影响了整个世界。音乐率先激荡出巨变的色彩,摇滚乐铺天盖地,单是其强烈的音响就足以使你体会何谓撼人心魄。那一时期的一位摇滚乐评论家指出:“摇滚乐本身不受理性的束缚,只有用悟性才能欣赏它……摇滚乐是一种部落现象……也许可以称之为20世纪的魔法。”

然而听众很快发现,他们不仅需要听觉上的幻觉,也需要视觉上的幻觉。因此彩灯和频闪灯光成了每场摇滚乐演唱会不可或缺的部分,与音乐交融成一道声光飨宴。灯光的作用绝不仅仅在于从视觉上衬垫音乐,它还能够创造迷幻景象,影射出当时的人们已开始服用麻醉剂。那一时期人们最早服用的是麦角酸酰二乙胺(LSD),这种药是瑞士一家药厂在其实验室里研制出来的,药物本身是新技术的结晶。

据罗斯扎克说,战后初期,LSD和其他实验室的幻觉剂的使用范围局限在一小批领取高薪的精神病学家以及他们的上流社会主顾的圈子里。在LSD还没有沾上罪恶昭著的恶名时,一些主流出版物,如《时代周刊》和《生活》,计划举办一些活动庆贺这种药物的多种治疗效果。到60年代初期,幻觉剂找到了名声不佳的主顾,它被黑特-阿什伯利街(Haight-Ashbury,旧金山嬉皮士集中出没的地方)上那些游手好闲的青少年和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纽约艺术家聚居地)的颓废派诗人大力推崇,被当成拯救千疮百孔的文化的救星。蒂莫西·利里在全美国鼓动公众服用迷幻剂,1966年在旧金山湾地区,小说家肯·克西(Ken Kesey)和那些快乐的恶作剧者(Merry Prankster)甚至在迷幻试验和旅行节这类活动中狂热地鼓动听众服用神秘的迷幻药。
迷幻剂和摇滚乐屏弃理智,感召激情,以其特有的魅力征服了一大批追随者。迷幻剂的服用是一种猛烈的、甚至是毁坏身心的体验,它和音乐、灯光一起冲垮理性的桎梏,使人为所欲为、百无禁忌。它们可以唤起服用者的神圣感和生气勃勃的精神状态,最残酷的政治现实对他们来说都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杜邦公司有一句口号:“化学创造美好生活的一切”,数以千计的青少年迷幻剂服用者都赞同这个说法。60年代的嬉皮士们沉迷于“技术的诗意和道义”。他们深受美国建筑师和发明家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1895-1983)的影响,相信只有致力于发展为个人所用的技术才能解决世界问题。

富勒擅长高度抽象的思维,他发明了多面体穹窿(geodesicdome)。这不仅有助于廉价方便地建造别具一格的穹窿体,而且在他看来,这种穹窿体的基本结构单元—即四面体(tetrahedron)—与宇宙的几何逻辑也是吻合的。多面体穹窿理论具有超自然的成分,十分符合反主流文化思潮的口味。到60年代后期,穹窿体理论拥有一大批信徒,其中包括《全球目录》(WholeEarthCatalog)的编辑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他极力推崇这种奇异的工程思想,把它视为人民的专有技术和事业的标志。当时有人预计,穹隆理论界人士将在主要城市的郊区像野蛮人那样地安营扎寨以表明一种新文化的诞生。

在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浪潮中,这种穹窿体被设想为一种未来人类居住的场所。激进的学生们在全美各地都兴建了多面体穹窿,它变得与自由放任的嬉皮士生活方式密不可分。最有名的莫过于科罗拉多州特立尼达的“卓普城”(DropCity),用被遗弃在附近的垃圾场里的报废汽车组装而成。它创立于1965年,存在了10年左右,一直在寻求高深的工程技术与部落式的简朴相融合的最佳途径。

富勒在多面体穹隆的几何学中要求达到高科技与自然社区的结合,这一未来观在《全球目录》上有连篇累牍的宣传。在1968年的创刊号上,《全球目录》公开宣布自己是“一个无视法律的信息中心”,面向具有奇思异想和反叛精神的读者。它宣传的大部分商品都是具有乡村特色的基本生活用品,比如烧木柴的火炉、小棚子、鹿皮衣服、妇产科技术用品和家庭园艺。不过从创刊时起,它也连续地报道了一些高科技产品,如立体声音响系统、照相机等,尤其重要的是,在创刊号上报道了微机。

布兰德是60年代后期反技术、回归土地运动的精神领袖,但他却不遗余力地讴歌电脑。这是因为在他看来,电脑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在一个健康和自然的环境里培育出以电子村为特征的全球文化。“全球村”的概念是马歇尔·麦克卢恩(Marshall McLuhan,1911-1980)首先提出的,他认为电视机和计算机是营造“全球村”的电子积木,未来的这个“全球村”舒适而开放,技术上却高深无比。用布兰德的话说,“计算机把我们与未来重新联结起来。”

这一代人一口吞下了计算机


富勒、麦克卢恩和其他一些人的理论在反主流文化的青年中引起巨大的反响是事出有因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中的许多人都希冀沿着技术至上的道路走入返朴归真的社会。一些派别认为,高科技工业的发展必将导致类似部落民主的社会状态,那时的人们也许还会穿着鹿皮衣服在树林里采摘果实充饥。

60年代的嬉皮士们一度谴责电脑是集权控制的象征,然而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很快就意识到电脑更深层的潜能:它将是飞向自由的魔毯。他们狂热地尝试过多面体穹窿和LSD,却终于醒悟其路难通,而在计算机上,他们找到了通向未来的道路。在此,我们惊讶地发现:个人计算机所将要造就的境界,与摇滚乐、迷幻剂一样:使人们不再受到工业社会清规戒律的羁绊。

1985年布兰德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过一句话:“这一代人一口吞下了计算机,就像他们一口吞下了迷幻剂一样。”也许,这个比喻的真实性超出了他本人想要表达的程度。

早期的计算机黑客是一群非常独特的人。据说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善交际,也不懂人情世故,是一批只知道工作的书呆子。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商业意识十分薄弱,政治意识更是匮乏,是一些地地道道的技术人员。到了60年代末期,一批新的计算机黑客开始崭露头角,他们中有许多是西海岸反越战运动的活跃分子。命运注定了他们要戏剧性地确立计算机的新形象,赋予它IBM和其他大公司所从未赋予的政治色彩。在他们手里,信息技术最大限度地成为民主的工具。

布兰德曾经写道:“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中期,就在新左派大声疾呼推动政治改革、然而却明显失败的同时,反文化运动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分支却在悄悄地、几乎不为人察觉地酝酿一场大众计算机革命,它的成功震动了整个世界。”

忘掉反战示威和摇滚乐迷的狂欢聚会吧,甚至忘掉昔日桀骜不驯的长发吧。60年代的真正遗产是计算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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